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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国家信访局必须要向、辽宁的直查直办学习
2026 年 3 月 6 日辽宁代表团开放团组会议上，省委书记许昆林的一番直言，直指基层治理与营商环境建设的沉疴积弊，更以辽宁推行的 “直查直办” 机制，为全国各领域破解治理难题、提升服务效能树立了实干范本。从干部 “官本位” 思想根深蒂固、行政效能低下办事拖沓，到政策空转缺乏干货、微权滥用吃拿卡要，许昆林书记痛斥的诸多乱象，不仅存在于行政领域，在信访治理工作中也同样有迹可循。小案不处理好会变成大案，小病不治变大病，信访工作中诸多基层矛盾的激化、信访问题的积重难返，正是源于初期小问题、小诉求未得到及时有效解决。国家信访局作为党中央、国务院联系人民群众的关键纽带，肩负着倾听民声、化解矛盾、守护公平正义的核心重任，当下亟待以辽宁 “直查直办” 为标杆，深学细照、躬身实践，打破信访治理的层级壁垒，破解当前工作中的突出问题，从源头化解矛盾、解决诉求，真正成为群众解决 “急难愁盼” 的坚强依靠。 辽宁 “直查直办” 的精髓，在于打破层级、直击根源，直面问题、一抓到底，而这正是破解 “小案拖成大案、小病拖成大病” 治理困境的关键所在。为整治营商环境乱象，辽宁成立纪检监察部门牵头的工作专班，明确营商环境相关投诉一经上报省级部门，不再层层往下交办，由省里联合多部门直接调查处理，即便问题发生在村社一级，省级层面也直接介入；同时全省专项培训 3500 多名办案人员，筑牢专业办案根基，以 “省级直查、务求实效” 的硬举措，重拳整治干部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从住建系统官员刻意复杂化办事程序谋利，到办事大厅工作人员 8 年敛财 1600 多万，这些被查处的典型案例，正是 “直查直办” 机制威力的直接体现 —— 摒弃了 “自查自纠” 的形式主义，杜绝了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以省级权威的直接介入，让小问题不拖延、小违规不纵容，从源头遏制了问题的扩大化，让群众和企业的诉求得到真正、及时的回应。 这种直面问题的清醒、为民办事的担当、一查到底的决心，正是当前国家信访局最需要学习和践行的核心精神。信访工作中，许多最终引发激烈矛盾、造成恶劣影响的信访案件，最初都只是群众的一桩 “小事”、一个简单诉求，却因层层转办、敷衍塞责、拖延推诿，最终演变成难以化解的 “大案”。作为群众反映诉求、维护权益的重要渠道，国家信访局本应是化解社会矛盾的 “终点站”，是解决群众 “小事”“小诉求” 的第一道关键防线，但当前实行的 “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 模式，却让不少信访案件陷入 “层层转办、无人落实” 的困境，国家信访局在实际运作中沦为了单纯的 “收转局”，这一模式的弊端早已凸显，成为信访治理的突出痛点，更是导致 “小案变大案” 的重要根源。 其一，自查自纠缺乏公正，监督实效大打折扣，小问题因监督缺位不断发酵。将信访案件转回被举报对象所在地或其主管单位查处，本质上是让 “自己查自己”，违背了基本的监督逻辑，难以保证调查处理的客观性和公正性。更有甚者，部分地方官员仗着案件最终仍会转回当地，有恃无恐、态度嚣张，甚至口出 “告到联合国也不怕，最后还是归我管” 的狂言，对群众的小诉求、小问题置之不理、敷衍应对，导致问题不断积累、矛盾持续激化，最终从 “小事” 演变成 “大案”，严重损害了政府公信力，让群众对信访工作失去信心。 其二，维权渠道层层受阻，群众诉求难以落地，小诉求因解决无门沦为老大难。当群众抱着希望向国家信访局反映问题，最终却只得到 “转回地方处理” 的结果，而地方又存在推诿扯皮、敷衍塞责的情况时，群众的维权之路便陷入死胡同。更有甚者，部分群众在国家信访局门口或进京反映诉求的途中，遭遇地方非法截访、监控阻拦等行为，正常的信访权利被侵犯，陷入 “状告无门” 的绝望境地。原本简单的诉求，因渠道不通、解决无门，逐渐变成长期无法化解的老大难问题，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也随之崩塌。 其三，矛盾积压诱发隐患，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小矛盾因长期积压引发大风险。信访渠道的不通畅，让群众的合理诉求长期无法得到解决，这种绝望情绪极易催生极端行为。部分遭遇不公的群众，在法律途径和信访途径均难以维权的情况下，可能会绕过正规渠道，采取自行执法、报复社会甚至伤害无辜的恶性行为，对社会和谐稳定构成严重威胁。而一些地方为了追求表面 “维稳”，采取将正常访民非法拘禁、冠以 “精神病” 之名，甚至依托 “黑监狱”“黑保安” 等非法手段压制诉求的行为，更是本末倒置 —— 这种以侵犯公民权利为代价的 “维稳”，不仅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反而会激化民怨，让小矛盾升级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大风险，成为破坏社会和谐稳定的真正隐患。 信访工作的核心，从来都不是单纯的 “治标维稳”，而是源头维权 —— 切实解决群众反映的实际问题，依法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这才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之道，更是避免 “小案变大案、小病变大病” 的核心要义。单纯压制矛盾表象，追求表面的平静，而忽视群众的深层次利益诉求，只会让矛盾不断积压、不断激化，最终陷入 “越维越不稳” 的恶性循环。只有将 “维权” 作为 “维稳” 的基础和前提，把原本用于表面 “维稳” 的大量资源，投入到实际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工作中，及时回应群众的小诉求、妥善解决基层的小问题，从源头上消除不稳定因素，才能让信访工作真正发挥作用，让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度，从根本上杜绝 “小案变大案” 的治理困境。 辽宁 “直查直办” 的实践，为国家信访局的机制改革提供了清晰的路径参考。国家信访局唯有摒弃 “收转局” 的官僚作风，强化中央权威，建立中央直查直办的信访案件处理机制，才能真正破解当前的治理困境，从源头解决问题、化解矛盾，让信访渠道成为名副其实的 “民心渠道”。具体而言，可从三方面着力推进： 彻底摒弃简单转办模式，杜绝形式主义治理，让小问题不拖延。国家信访局应坚决打破 “层层交办、敷衍了事” 的工作惯性，对信访案件不再简单以 “属地管理” 为由转回地方，尤其是对涉及地方政府、部门不作为、乱作为，存在地方保护、官官相护嫌疑的案件，坚决杜绝 “自查自纠”，以直接介入的方式及时核查、快速处理，从源头上避免监督失效，让群众的小诉求、基层的小问题得到及时回应，不拖延、不积压。 我认为：在当前只有上级才能管得了下级的情况下，让地方官自己查处自己的违纪犯罪问题，这是不可能的事，也是违背人性的。应当建立中央直查工作机制，凝聚多方办案合力，让办案力量有保障。国家信访局应发挥牵头统筹作用，组织协调国务院相关部委、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等中央政法机关，组建专业的信访案件直查专班，对来信来访的案件实行中央层面直接调查、直接处理、直接督办。人手不够可以招聘，起初工作量会大些，过段时间就会少了，只要中央直接查处，各地就不敢做不公正的事，各地不敢做不公正的事了，就不会产生访民。初期可通过专项招聘、人员调配等方式充实办案力量，应对工作体量的增加；长期来看，以中央直查的权威形成强大震慑，倒逼地方各级部门依法依规办事、主动解决群众诉求，从源头减少信访增量，形成 “直查促整改、整改减诉求” 的良性治理循环。 严厉整治非法截访行为，保障群众信访权利，让维权渠道更畅通。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各地在国家信访局周边及群众进京信访通道上的非法截访、监控、阻拦等行为，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从严追责，切实保障公民的信访权利和人身自由。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让群众敢反映、能反映、反映有结果，让正常的信访行为得到尊重和保护，维护信访工作的正常秩序，让群众的每一个诉求都能有渠道、有回应、有结果，从根本上打通信访维权的 “最后一公里”。 “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执政真理。信访工作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 “连心桥”，其工作成效直接关乎民心向背，关乎党和国家的执政根基。任何侵害群众合法权益的行为，任何阻碍群众诉求表达的做法，都是在侵蚀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而任由 “小案变大案、小病变大病”，更是对群众利益的漠视、对治理责任的懈怠。党中央、国务院应将完善信访制度、改革信访工作机制提升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而国家信访局向辽宁 “直查直办” 学习，推动自身从 “信访中转站” 转变为 “矛盾解决终点站”，更是刻不容缓。 唯有以辽宁 “直查直办” 的实干精神为指引，拿出直面问题的勇气、动真碰硬的决心、为民解忧的担当，打破层级壁垒、摒弃形式主义、强化权威直查，及时解决群众小诉求、妥善化解基层小矛盾，让信访案件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让群众的合理诉求真正得到解决，才能让信访工作重获群众信任，才能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彻底杜绝 “小案变大案、小病变大病” 的治理问题，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进每一个群众的心中。 东方政法服务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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