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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不要把批评的人,当作政府的敌人

陈中华:不要把批评的人,当作政府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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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对国家民族满怀深沉挚爱的人,才会批评社会的阴暗面;只有怀揣光明的人,才会去发现和揭露生活中的龌龊;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种责任,一种现代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没有批评的声音,批评是一剂良药,虽然苦口却利于治病,就像没有啄木鸟的森林,树干容易生虫,没有批评的社会也容易生病。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毛主席提出的,目的就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而避免犯错误。

毛泽东主席还曾说过:“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当这样的话从我们的领袖口中说出,再反映于执政作风中去,使人明显感到人民领袖的无穷底气与内心坦荡情怀,当初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政治作风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大众民主风气,人民真正当家做主的前所未有的政治面貌恍若眼前浮现。时至今日,我们再次想起这句话,除过上述方面,又分明能感觉领袖对人民、对后辈、对继任者具有那样一种警世、告诫的良苦用心。

平心而论,生活在这个世道,我们或许改变不了什么,但还是挣扎着不被改变。不沉默,不合污,不堕落,不作恶是我们的底线。事实上社会的责任是全民的责任,没有任何人有能力独自承担,也没有任何人有理由选择沉默,更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坐享其成。因为,当社会灾难到来时,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实际上,追求言论自由是党的初心与使命,也在党革命胜利中起到很大的作用。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杨家岭小礼堂召开边区各县县长联席会议。当天下午,天气骤变,狂风暴雨中一个炸雷击中礼堂一根木柱,坐在附近的延川县代县长不幸触电身亡。噩耗传开以后,人们议论纷纷。就在同一天,一位农民饲养的驴也被雷电击死了。

这位农民逢人就说:“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闻讯,准备把这件事当做反革命事件来追查。毛泽东从警卫员口中知道了这件事,立即予以阻止。他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

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不久,在陕甘宁边区的清涧县农村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情。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用铁犁耕地时,不幸被雷电击中而亡。伍兰花一边悲痛,一边大骂“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等。

中央社会调查部闻讯后,把伍兰花拘押到延安,并由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毛泽东从社会调查部送来的内部刊物《情况汇报》中知道了这件事。他说:“你们不能这样做嘛!……中央设立社会调查部,不是设几个官位。如果不做调查,就随随便便抓人、杀人,这是国民党的黑暗做法!就这些而论,人家骂得就有道理呀!”当晚,毛泽东的心情仍难以平静,让工作人员立即把伍兰花带来谈话。

在会客室里,毛泽东与她聊天拉家常话,说道:我这个脑壳真值钱喽!国民党它要用枪用炮。你倒好!要用雷打……你为什么要骂我?让雷打死我呢?有什么你就说出来,让我听听。伍兰花见毛泽东当面被骂也不生气,就把自己家困难多、缴不起公粮,一时气愤怒骂的事说了一遍,并把村民负担重、生活苦等情况也说了不少。毛泽东于是嘱咐工作人员把伍兰花马上放回去,还要派专人护送。

他交代道:“记住,去的人要带上公文,向当地政府当面讲清楚,她没有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好人。”随后,当地政府给她免去公粮,还组织互助组帮她种田。伍兰花变了一个人似的,见人就说:“咱们毛主席,雷打他也打不死。”这些事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决心要将农民的负担减下来。随后,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开始在边区实行。到1942年底,陕甘宁边区人民经过艰苦奋斗,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农民负担减轻了,农民生活改善了,党群、干群关系以及军队与地方的关系也更密切了。

毛泽东想起自己挨骂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风趣地说:“这是从‘雷公打死毛泽东’,到天下太平。”几年过后,毛泽东还一直惦记着此事。仅1945年4月到5月的一个来月时间,他就趁党的“七大”召开的机会,从不同的角度四次“检讨”了这个问题,用以自省并教育全党干部。他说:“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共产党是鱼,老百姓是水;水里可以没有鱼,鱼可是永远也离不开水。”当年7月,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律的著名提问时说:我们已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过去,领导干部为了了解到民间真实情况,常常微服私访,现在有了互联网,民情可以通过互联网了解,多便利呀,可是偏偏有人专听颂歌,不爱听批评,以致见有批评的文章就屏蔽掉,生怕引“火”烧身,或影响被指地方或官员政绩。有人管这叫“抹黑”。须知,纸里包不住火,白就是白,黑就是黑,互联网时代是捂不住的。

我认为:把知道的真相告诉大家,是一种正义。把懂得的常识告诉大家,是一种责任。把目睹的罪恶告诉大家,是一种良知。把了解的内幕告诉大家,是一种品质。把听到的谎言告诉大家,是一种道德。把亲历的苦难告诉大家,是一种告诫。把追求的真理告诉大家,是一种信仰。 

当一个国家,在面对罪恶之时,大部分人却总是这样:1、骂是没有用的,又改变不了什么。2、这很正常啊,我们又能怎样。3、关我什么事,管好你自己吧。4. 这个国家就是这样的,你改变不了的,习惯了就行。5,除了自己的健康无大事。如果都是这样, 可以肯定,这个国家一定会成为地狱。

有人说批评之人心里阴暗,所看到的听到的所发的都是阴暗的一面,就是所谓的负能量,整天在网络上不是批判就是谴责。其实,正因为他心里明亮,才得以看见这世间阴暗的一面,才知道这世道竟还有龌龊。他之所以谴责,是希望变好。他之所以批判,是希望改变。正是只有心存光明的人,才愿意去谴责和批判。谁若无视这社会最底层人民所受的苦难、对社会的各种假丑恶付之以冷漠,谁才最阴暗。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统治者荒淫无道,他们怕人民议论,就采取了压制社会言论的措施,以为可以高枕无忧、平安无事。实际上这是最愚蠢的作法,它不仅使下情无法上达,错误的政策得不到纠正,加剧社会矛盾。更可怕的在于虽然民众口上不说,但心里却充满了仇恨,只要社会矛盾到达临界点,大规模的暴乱必然爆发,给社会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正可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能忍受暴政的民族,但也是爆发起义最多的国家。

借中国历史中周厉王的故事讲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执政大忌,得出结论如:“无论是在什么时代,不要以为掌握了大权,就可以为所欲为,就能够把老百姓的嘴巴堵住。当然,这可能得逞于一时,但是,终归是要被老百姓赶下台的。一些古代的统治者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常常说出这样的道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所谓民意难违,就是说的这样一个基本道理。 ”

毛泽东曾经还主张,“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意思就是说,作为领导干部,切忌大权独揽,搞一言堂,要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尤其是在处理重要问题时,更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不同的声音和意见,这样才能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实事求是地审视工作、修正错误,才能在工作中做出理性判断和正确决策。

然而,现在一些领导干部习惯了唯唯诺诺、奉承赞扬的叫好之声,而对那些“当面鼓、对面锣”的意见,要么反感厌烦、置之不理,要么闻之则怒,视言者为“刺头”、“刁民”,更有甚者会怀恨在心,伺机打击报复。殊不知,有意见不让提,压而不服,可能会导致更大的意见和问题,激化更多的矛盾和情绪。“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群众有意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意见手足无措、置之不理。

工作中,当与群众坦诚相见,把问题向公众解释清楚,跟大家坦诚沟通,意见才会变成理解和支持。“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是否漏雨,在屋宇下的人最清楚,政策得失,百姓的评说最重要。作为领导干部要放下架子、端正姿态,主动深入到实际、扎根到基层,听听百姓怎么说,问问百姓怎么看,不但听认可、听赞扬,更要听意见、听批评;对于群众挑的“刺儿”,要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洗耳恭听、深入反思,并跟群众解释清楚,给公众一个明白,还事件一个清白,这样才能消除不必要的疑虑和误解,获得一个好的舆论环境。

表扬的确会鼓励人,但如果只有表扬,而不指出问题,那这个人只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可是我们的文化,特别鼓励表扬,而拒绝批评。即便要批评,也是无关痛痒,明贬实褒。尤其是面对上级,面对领导。比如,领导做出了一个分明是错误的决策,但众人都异口同声表示赞赏,结果呢,还是要领导自己承担犯错的责任。人都喜欢听表扬的话,这是天性,对于未成年人,比如老师对学生,多鼓励优点,当然有利于保持学习兴趣、发挥优点——毕竟学习不是多快乐的事情;而且未成年人心智世界观等尚未成熟,自我意识有时候会反省到。然而一个三观相对固定的人,再对其舛误大肆表扬,不仅虚伪得恶心,而且会害了这个人。我再重复一遍:对于成年人,批评会使人进步,表扬会使人落后。

所以,政府不要回避困难和问题,也不要害怕群众的意见和批评“有偏差”“不正确”,人不是神仙,提意见、提批评不能要求百分之百正确。”“即使一些意见和批评有偏差,甚至不正确,也要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宽容,只要不造谣不诽谤,就不要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政府一定要秉持开放思维,广泛听取、吸纳各种意见。浅而言之,多倾听他人意见,多了解民生疾苦,多体察市场感受,确实有助于改进工作。这是因为,政府行政或者出于提高效率的考虑,或者因为身在其中,囿于视野所及,往往容易出现某种自我遮蔽现象。这就需要民众和市场主体及时发声。而不管是面对面的座谈会,还是线上的诉求表达,最终的目标是一致的。

不要把批评的人,当作政府的敌人,总有一些“刺耳”的声音应该被听到,总有一些“扎心”的问题应该得到解决。而从根本上讲,这也是现代政府政治伦理的要义。来自社会的各种声音,不是给政府添乱,也不是与官员作对,而是帮助政府科学决策、公正施政的重要外部力量。实际上,让民众和市场主体说出“刺耳”的话、“扎心”的话,非但不会影响行政效率,不会损害社会秩序,反而会因为民意参与,而不断调焦,使得政策措施更有针对性、更接地气。政府与民众良性互动的意义与价值,正在于此。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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